独居老人车祸身亡，侄孙垫付费用索赔 2 项赔偿被拒！

一独居老人不幸发生交通事故身亡，其侄孙王某以照料老人生前日常生活并为老人送终为由，起诉承保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索赔各类赔偿。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后，判决保险公司向王某赔付其垫付的医疗费、丧葬费，驳回了王某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。近日，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支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。

　　2024年7月3日清晨，韩某驾驶小型轿车与王某岗骑行的电动二轮车相撞，事故造成王某岗重伤，两车也不同程度受损。王某岗虽被紧急送医救治，却仍于当日不幸离世。公安交管部门经调查后出具责任认定书，认定韩某与王某岗对此次事故承担同等责任。

　　王某岗父母已故，无配偶、子女存世，与侄孙王某毗邻而居。事故发生后，王某岗的侄孙王某垫付了王某岗的医疗费，并按照农村风俗操办了丧葬事宜。王某认为自己多年照料叔公且垫付相关费用，有权向保险公司主张医疗费、丧葬费，以及死亡赔偿金、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赔偿。然而，保险公司仅对部分费用认可，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求明确拒绝，双方协商陷入僵局。为此，王某将保险公司诉至通州区法院。

　　法院经审理查明，王某岗父母、配偶、子女均已去世，其亲兄弟王大某、王小某，以及王大某之子（王某之父）王某龙，均先于王某岗离世。王某作为王某岗的侄孙，不在法律规定的“近亲属”范畴内。同时，结合王某岗有租地收入、能自行做饭且生前可独自上街购物等情况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与王某之间形成了稳定的扶养关系。

　　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因侵权导致死亡的赔偿包括相关财产损失赔偿、死亡赔偿金、精神损害赔偿三部分。本案中，王某岗因交通事故致死，其送医救治、丧葬料理等事宜均由原告王某办理并实际支付相关费用，有医疗费票据、村委会证明等证据，故王某有权向侵权人主张医疗费、丧葬费。但死亡赔偿金是对近亲属因死者死亡导致生活资源减少的补偿，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对近亲属自身精神痛苦的赔偿，二者均具有特定人身属性，不属于遗产，无法通过继承或权利转让获取。王某既非王某岗近亲属，双方也未形成稳定扶养关系，因此，无权主张这两项赔偿。通州区法院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司法解释，作出一审判决：保险公司向王某赔付其实际垫付的医疗费、丧葬费，驳回王某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其他诉讼请求。

　　一审宣判后，王某不服，向南通中院提起上诉。南通中院二审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一、核心争议：侄孙垫付费用并料理后事，能否主张全部赔偿？

王某岗因交通事故身亡，侄孙王某垫付医疗费、操办丧葬事宜后起诉索赔，案件核心争议集中在两点：垫付费用的侄孙是否有权主张医疗费、丧葬费；以及非近亲属的侄孙能否要求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。南通两级法院的判决，明确了交通事故死亡赔偿中不同项目的请求权主体范围，厘清了 “实际支出补偿” 与 “人身属性赔偿” 的权利边界。

法院认定王某无权主张死亡赔偿金等，首要依据是其未进入法律明确的 “近亲属” 名录，这一身份界定直接决定了人身属性赔偿的请求权资格：

• 法定范围的明确限定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四十五条，“近亲属” 仅包括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。本案中，王某作为王某岗的侄孙，既无直接血缘上的祖孙关系，也不在上述列举范围内，自然不具备近亲属的法律身份；

• 与 “亲属” 的区别：法律意义上的 “近亲属” 与日常语境中的 “亲属” 存在严格界限。王某与王某岗虽为亲属且毗邻而居，但 “侄孙” 属于旁系亲属中的较远支系，未达到法律规定的 “近亲属” 亲密程度，不能仅凭日常往来认定为近亲属；

• 扶养关系的缺失补强：司法实践中，非近亲属若能证明与死者存在 “稳定扶养关系”，可能参照近亲属享有部分权利（如重庆小浩案中，实际抚养的叔父获赔 80% 份额）。但本案中，王某岗有租地收入、能自行做饭购物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依赖王某生活，“稳定扶养关系” 不成立，王某失去了突破身份限制的唯一可能。

法院对不同赔偿项目的支持与否，核心遵循 **“赔偿性质决定请求权主体”** 的原则，严格区分财产损失与人身属性赔偿的法律逻辑：

• 医疗费、丧葬费：基于 “实际支出补偿” 的支持逻辑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八十一条第二款，“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、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”。这两项费用本质是王某为处理事故实际垫付的财产损失，属于 “填平式补偿”，无论垫付人是否为近亲属，只要能提供医疗费票据、村委会出具的丧葬费用证明等凭证，就有权要求返还。本案中王某的实际支出有充分证据佐证，故法院予以支持；

• 死亡赔偿金：基于 “近亲属生活保障” 的排除逻辑。死亡赔偿金并非对死者本人的赔偿，而是对近亲属因死者死亡导致 “生活资源减少” 的补偿。王某岗无配偶、子女等近亲属，其死亡未造成法定近亲属的生活来源缺失，王某作为侄孙，本身不依赖王某岗生活，自然不存在 “生活资源减少” 的情形，故无权主张；

• 精神损害抚慰金：基于 “近亲属精神痛苦” 的排除逻辑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对象是近亲属因失去亲人遭受的精神创伤，具有极强的人身专属性。王某虽可能因王某岗去世感到悲伤，但这种情感共鸣未达到法律规定的 “近亲属级别的精神痛苦”，且无法律依据支撑非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，故法院驳回该项诉求。

• 近亲属的 “法定主义” 认定规则：近亲属范围严格以法律列举为准，不得通过 “日常照料”“情感联系” 等事实扩大解释，确保人身属性赔偿的权利主体具有明确性；

• 赔偿项目的 “性质区分” 规则：交通事故死亡赔偿分为三类 —— 财产损失（医疗费、丧葬费）、近亲属生活补偿（死亡赔偿金）、近亲属精神慰藉（精神损害抚慰金），仅财产损失允许实际垫付人追偿，后两者仅限近亲属主张；

• 扶养关系的 “严格证明” 规则：非近亲属主张人身属性赔偿，需提供收入依赖证明、长期照料记录等扎实证据，仅偶尔帮忙、毗邻而居不足以认定 “稳定扶养关系”。

• 明确可主张的费用范围：仅能就实际支出的医疗费、丧葬费、护理费等 “有票据支撑的财产损失” 追偿，对死亡赔偿金等人身属性赔偿切勿盲目主张，避免诉讼成本浪费；

• 强化证据链的完整性：垫付费用时务必留存原件 —— 医疗费需保留门诊 / 住院病历、费用清单、发票；丧葬费需收集殡仪馆收费凭证、村委会出具的费用承担证明，确保 “实际支出” 的事实可查；

• 提前预判权利限制：若与死者无近亲属关系且无扶养义务，垫付费用前可与相关方协商费用承担，或通过公证等方式固定垫付事实，避免事后追偿困难。

• 严格审核请求权主体身份：接到死亡赔偿申请时，首先要求申请人提供亲属关系证明（户口本、派出所证明等），核实是否为法定近亲属；对非近亲属申请人，重点审查是否存在扶养关系及垫付凭证；

• 区分赔付项目的支付逻辑：对医疗费、丧葬费，凭垫付凭证直接赔付给实际支出人；对死亡赔偿金、精神损害抚慰金，仅向近亲属赔付，且需确认近亲属内部无分配争议（如多人主张需提供分配协议）；

• 援引法律依据拒绝超额诉求：对非近亲属主张人身属性赔偿的，可直接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八十一条及近亲属范围规定拒绝，明确说明法律对请求权主体的法定限制。

• 明确扶养关系的法律固定：独居老人若长期依赖非近亲属照料，可通过签订《扶养协议》的方式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约定 “若发生意外，照料人可主张相关赔偿”，为照料人提供法律依据；

• 提前指定赔偿权益代表人：可通过遗嘱或意定监护协议，指定信任的亲属（如侄孙、侄女）作为交通事故等意外的赔偿权益代表人，避免因无近亲属导致赔偿无人主张；

• 保留生活能力证明：对有独立生活能力的独居老人，可留存收入证明、购物凭证等，避免日后非近亲属以 “照料为由” 主张不当赔偿。

• 近亲属缺位时的赔偿处理：若死者无近亲属且无实际垫付人，医疗费、丧葬费通常由侵权人或保险公司直接支付给医疗机构、殡葬机构；死亡赔偿金、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无请求权主体，法院一般不予支持，避免赔偿款无人接收的法律困境；

• 扶养关系的认定标准：参考重庆小浩案，法院认定 “稳定扶养关系” 需满足三项条件 —— 长期共同生活、经济上相互依赖、精神上持续照料，缺一不可；仅偶尔探望、短期帮忙不构成扶养关系；

• 垫付费用的追偿时效：实际垫付人主张医疗费、丧葬费的诉讼时效为 3 年，自费用实际支出之日起计算，超过时效未主张将丧失胜诉权。

• 近亲属事后追认垫付：若王某在起诉前取得王某岗近亲属（如假设存在的妹妹）的追认，由近亲属主张全部赔偿后再向王某返还垫付费用，可能更易实现权益，但本案因无近亲属而无法操作；

• 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后的追偿：若保险公司误向非近亲属赔付死亡赔偿金，可依据 “无法律依据获利” 要求返还，因为非近亲属本身不具备受领该款项的资格；

• 遗赠扶养协议的特殊效力：若王某与王某岗签订《遗赠扶养协议》，约定 “王某承担养老送终义务，继承全部遗产”，则王某可基于协议主张包括死亡赔偿金在内的全部赔偿，此时扶养关系通过合同明确，无需依赖事实证明。